赵俊毅是摄影器材圈里的“熟人”，做二手相机生意已经19个年头：他也是二手相机商人中的“文化专家”，长期从事国产相机和中国摄影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其文章在网络媒体的转载率颇高。
年轻时的赵俊毅在天津感光胶片厂上班，受到环境和周围同事的影响，加之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摄影成為了让他“最来神儿”的业余爱好。这种“来神儿”不仅体现在爱拍照片上，也体现在不断的学习中。由于感光胶片厂的业务和摄影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英国、日本、香港等地的摄影书籍和杂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厂里的资料室里，让他如获至宝，每一本他都细细翻看。除了摄影理论和实务资料外，每一个季度都会有一期杂志专门介绍相机收藏，慢慢地，赵俊毅的兴趣开始转移了。
為什么会成為相机发烧友?谦虚的赵俊毅这样说：“当拍照片到一个阶段后，很难再升华，往往遇到瓶颈，很多人对摄影的兴趣就会转到对相机的兴趣上，成為器材发烧友。”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相机确实成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物件之一。
委托店，发烧友的必到之处
说到二手相机交易，委托店是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对赵俊毅来说也如此。1980年，他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海鸥DF单反相机)就购买于天津滨江道的一家委托店。
委托店也叫信托店，是一段时期内，典当行在新中国被取消后的替代品，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几家像样的委托店，改革开放后，私人物品流通量逐渐变大，使市场的物资匮乏状况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并且不用凭票购物。据赵俊毅回忆，当时委托商店的商品以钟表，手表為主，除此之外是收音机，其次才是相机和自行车。但因為照相机价格较高，交易量并不大。即使如此，以委托店為中心，一批相机爱好者群体还是在80年代后期形成了。赵俊毅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他开始收集并研究国产相机。
此后几年，赵俊毅时常接些摄影的私活，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便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城际旅行——带着旅行包到北京的委托店买相机。他总是坐每天的头趟火车于6点多钟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就买好下午5点30的回程车票，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转遍四九城的知名委托店。他的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北京站一崇文门一东单一王府井一东四一地安门一西单一天桥
北京站。赵俊毅几乎对每一家有相机卖的委托店都非常熟悉，现在还能记清楚每一家店在当年的具体位置。
“我的第一站是哈德门饭店附近的那家店，9点才开门，每次都得等半天，我比营业员来得都早。等营业员来了，我还和他们一块儿抬盖在门窗外边的木板，就像自己也是这个店的一样。”赵俊毅回忆说，“一个月总要来转一圈，最多的时候能收获十几台相机。同一个型号，看到品相更好的相机，就会先收成色好的，然后把旧的加价卖掉。虽然空手而归的时候也很多，但生活很充实。”直到]991年，俗称“黄虫”的夏利面包出租车為北京的交通增添了更多的“堵意”，赵俊毅来京淘货的次数才渐渐变少了。
老相机，个体户不看好的收藏市场
几年的收集历程，让赵俊毅成為国产相机的绝对行家，1990年，经验丰富的他开始為《人民摄影报》写一些介绍照相机的文章，并经常跟相机收藏圈里的朋友写信交流心得。眼界的开阔让他的思维更加活跃。1992年，北京亮马收藏品市场开业招商，赵俊毅在圈里朋友的鼓励下决定下海，1993年正式从摄影发烧友变成了经营二手摄影器材的个体户。1998年，他又把店搬到了北京五棵松摄影器材城。
生意人赵俊毅还一边收藏国产相机一边写文章，爽朗的性格也让很多朋友都愿意闲下来的时候到他店里来坐坐聊聊，将这里当成了一个聚会的基地。
然而在商言商，小画幅胶片相机的二手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使赵俊毅不能再主攻收藏品市场，转而进入大画幅和二手数码相机买卖的行列。“现在最好卖的就是二手数码，135胶片机购买群体太小，整个器材城一天都卖不出去一台，交易几乎处于半停滞状态。而大画幅相机因仍有较多的使用需求，市场萎缩得并不多。”赵俊毅这样说。
另外，以他的经营经验看，作為收藏品的二手相机始终无法形成一个有规模的市场，“买这些相机的还是那些‘老人儿’，年轻人买二手古董机或经典机械机也多是為了体验不同的拍摄感觉，有了一两台也就够了，纯收藏的少，很难形成持续的购买力。而且，相机属于现代工业化产品，生产量大，稀有性并不高。”即使国内非常少见的机型，若放眼世界范围来看，也就没那么稀罕了。赵俊毅认為，虽说“盛世收藏”，但若想让相机成為宇画瓷器那样的藏品基本是不可能的。他认為“火”过一阵的相机拍卖专场的消失，便是力证。
如今，喜欢相机的赵俊毅把精力更多地用在了研究中国摄影和相机历史上，并把大量“不珍贵”的相机作為了家庭陈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