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表明，明以前长江流域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占绝对性优势，明代后期随着人口增多，对鱼类资源的需求增大，加之鱼类养殖技术的进步和自然水域鱼类资源的减少，淡水人工养殖开始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淡水养殖取代自然捕捞成为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的主要形式，80年代后人工养殖占了绝对优势。长江流域渔业从自然捕捞到人工养殖的变化一方面为人类提供更加充足的鱼类供应，使烹饪方式和饮食结构产生变化。同时养殖业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兴起。另一方面，淡水养殖发展中也给水生态环境、鱼类物种多样性、鱼类品质口感带来一系列问题。历史证明，在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水资源与鱼类资源、渔产增殖与物种多样性、鱼类产量与鱼类品质的关系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基于有“限度”的人为作用。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利用生物资源中受不同生物属性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人类干涉的程度应该有很大差异。故形成不同的“干涉限度差异”。这种理念不仅应该融入在以后我们的历史地理研究中。也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遵循的准则。
关键词：自然捕捞；人工养殖；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干涉限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04-09
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人类充分依托自然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而从纯自然向人化自然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多大比例改变自然，也就是一个怎样的“度”才能使人类自然走向量与质的可持续发展，确实是我们以前在历史研究领域缺乏思考的问题。现在人们提的生态经济，实际并不是完全的自然经济，只是让人类干涉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控制在一定的程度，故在此提出人类影响自然的限度问题，即“干涉限度”。这里讲的一定限度，实际是一个相当大的变数，可能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时空，其限度都是不一样的。作为历史研究的个案研究。可能最重要的是需要从许多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总结出一些特定的话语。这里，我们对长江流域一千多年来渔业经济人类“干涉程度”的变化和影响作研究，从历史上鱼类资源开发与其它生物资源开发技术影响的差异中提炼出“干涉限度差异”话语。这既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提炼本土话语的需要，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关怀现实迫切的诉求。
研究表明，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总的发展趋势是淡水捕捞比重逐渐下降。人工养殖的比重逐渐上升。迄今人工养殖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有学者从科技史的角度单线回溯了历史时期我国淡水养殖技术变迁的过程。或是从鱼类养殖的角度来探讨水产养殖的发展对水环境的不利影响等，对于其它方面的影响则谈及不多。总的来看，以上成果并未将淡水捕捞与人工养殖有机结合，整体性、动态性地对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及原因、影响等进行研究。实质上，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与人工养殖比重的变化。是人类对鱼类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这一利用方式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影响都是多重的。推动二者比重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是因消费需求使然，也与二者自身发展情况有关。二者比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位的。包括饮食结构、烹饪方式、鱼类品质、产业结构、水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本文以此为视角，通过动态、全面的复原人工养殖与自然捕捞在渔业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嬗变，分析自然与人为因素在鱼类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其所占成分的差异而产生的作用及影响。我们以鱼类资源的开发为例。探讨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的“干涉限度差异”的问题。
一、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发展过程
1.唐宋至明代前期——自然捕捞占绝对优势，人工养殖初步发展
唐宋至明代前期，长江流域渔业经济自然捕捞占有绝对性优势。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李义在江南为官时上疏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随着捕捞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专门“以网捕为生”的捕鱼专业户，叫做“渔人”或“渔户”。五代时吴越“置渔户、蟹户，专掌捕鱼蟹”，尽供王室消费。到了宋代，中下游地区渔业捕捞的商品化程度和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均有提高。通过宋代张达明《吴江渔具》可以看出，宋代使用的渔船、渔具规模较大，其所著《帆罟》诗中描述的就是一种大型的渔船。宋代渔具专业性增强，出现了如专捕大型鲟鳇鱼的鲟鱼钩，捕河豚截流为栅等。渔具专业化的增强是鱼类捕捞业发达的表现。唐宋时期长江中下游是淡水产品的主要进贡区域。尤其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捕捞种类丰富如鲥鱼、鲟鱼、白鱼等，通过一定方式进行加工保存后，冰鲜鲥鱼、鲟鱼鲜、糟白鱼等成为地方源源不断进贡朝廷的珍品。
上游地区水流湍急险滩甚多，唐宋时期捕捞不甚发达，但在部分水流较缓的河流或江段，捕捞业亦达到一定水平。杜甫《观打鱼歌》“渔人漾舟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可以看出涪江上使用的网具规模较大，一网下去可捕获数百条鱼。唐代沱江流域也有“多鱼鳖”的记载。除此以外，适应于上游河道多岩石、滩险流急的水文情况，唐宋时期还有关于利用动物如鸬鹚和水獭捕鱼的记载。捕鱼方式多样化。正是由于鱼类资源丰富，才有杜甫的“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说。宋代苏轼有诗赞誉青衣江“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苏辙写有一首七律《纪胜亭》极赞新津南河“渔艇纵横逐钓筒”。
明代前期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渔业专门管理机构河泊所的广泛设置上，政府对渔业经济的管控程度加强。长江中下游鱼课数量极丰。是朝廷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除了鱼课外，有明一代的鱼贡也是一项大宗，除了传统的鲥贡、鲟鳇鱼贡外，成化年间新增鱼鲊一项，渔民负担极为沉重。鱼类成为重要的商品，鱼市发达，在秋冬季节产鱼丰富的湖泊区。其所产鱼虾价格贱不值钱，“罾高岸阔秋水深，湖上鱼虾贱如土”。各地水产品加工产品不仅行销于本地，大宗产品或地方特产如常德府的盐鱼、太湖地区的银鱼干、荷包鲜等更是行销外地。长江上游地区明代前期也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河泊所。以四川为例，就在叙州、夔州、嘉定、泸州、顺庆、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等行政区域设置10个河泊所。
